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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教授从一个热爱祖国的科学家成长为一个放眼世界的思想家，经历了漫长的求索过程。他之所以能在许多方面做出重大贡献，是因为他具有思想家的高贵品质。钱老的一些论断,推动了我国的系统工程研究与实践进一步向管理科学及软科学方面延伸，更加注意研究包含人为事物的系统，如企业系统、经济系统及社会系统等。钱老还提出过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以及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为我国研究这类系统提供了理论及工具。 讲演者小传
成思危 1935年生，湖南湘乡市人。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于1996-2004年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现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钱学森教授是我国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也是世界著名的系统工程专家。数十年来，钱老不仅在我国的国防及经济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系统理论、系统工程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对结合中国国情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及管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是在1988年担任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委员后才认识钱老的，当时钱老是科技委员会的主任，钱三强等为副主任。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时，面对一群闻名已久的科学家，在发言时实在感到有些紧张。钱老不但认真听取了我的发言，在以后几次会议中，还特意要我坐到他身边，以便能听清我说话，有时还与我低声交谈。这使我感到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前辈，开始与他交往并通信。此后十几年中从钱老处获益良多。 一、钱老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 只有从思想家这个角度来观察钱老并研读他的论著，才能真正理解钱老在管理科学等方面思想的系统性和超前性。 钱老从一个热爱祖国的科学家成长为一个放眼世界的思想家，经历了漫长的求索过程。据我个人粗浅的研究，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体是在1960年代以前。那时他基本上是一个热爱祖国的科学技术专家，在工程控制论等专业方面已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成就，并冲破重重困难回到祖国，以实现其科技报国的愿望。 第二阶段大体上从196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初期。钱学森回国后，一方面受到党和国家的重用，走上了领导科技研究及研制的岗位；另一方面他开始接触并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结合他自身的实践经验来体会及思考。这就促使他逐渐由一位科技专家向组织管理专家转变，并从1960年代初期关注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管理到1978年提出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的技术。这时钱老已经敏锐地认识到管理科学对于我国的发展和振兴的极端重要性，并努力将系统工程的应用推向各个方面。 第三个阶段大体上从1980年代开始至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方面有许多新事物不断涌现，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中的复杂性与日俱增，需要他认真研究和思考；另一方面也由于与国外的接触增多，获得了大量的信息，使他能更准确、及时、全面地把握世界发展变化的情况及科技文化成果，将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这一大环境下来观察。这就使钱老更进一步从国家的全局和长远的发展来考虑问题，致力于研究更好地管理国家的方法。他不仅提出了“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总体设计部”等理论及方法，而且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从而成为我国当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我认为，只有从思想家这个角度来观察钱老并研读他的论著，才能真正理解钱老在管理科学等方面思想的系统性和超前性。 二、发展管理科学关键在提高认识 钱学森曾指出：“现在管理落后的问题还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加强管理首先在于提高领导者的思想认识。 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过程中的带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的科学，例如严密计划、定量计算、全面评价、优化决策等；但在具体管理活动中除了需要运用管理科学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求管理者发挥随机应变、周密计算、经验判断、当机立断等能力来具体地解决带有个性的具体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管理科学在我国长期受到忽视和轻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将学习西方管理科学和培养管理人员的任务提上日程。 面临21世纪的挑战，发展管理科学更是当务之急。但是在我国发展管理科学，首要的关键何在？有人认为应当认真学习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有人认为应当研究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还有人认为应当总结中国企业的管理经验并进行案例研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钱老在与我谈话时充分强调了管理科学的重要性。他说：“管理科学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一门科学，它有很大的作用。它一旦起作用，就了不起，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但同时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管理落后的问题还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加强管理首先在于提高领导者的思想认识。记得他曾经这样说：“我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大力宣传，教育我们的干部。我们的许多干部不是不好，而是不懂管理科学，习惯了的那老一套确实不行。所以要多向他们宣传管理科学。” 钱老还指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典型经验的重要性。他说：“过去我们搞‘两弹’时，也用到了系统工程，但那时用的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系统工程，比较好办。上面给我一个任务，要求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我就把任务层层分解，保证各个方面的工作要衔接。然后到具体实施时，加强检查，哪个地方落后了，就赶快报告解决。这完全是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是由领导来决策，限定什么时间完成，就什么时间完成。用的虽是系统工程方法，但完全是计划经济下的那一套。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该怎么搞？这个问题要用新的典型，像邯郸钢铁厂、宝山钢铁厂等，好好总结一下，再推而广之。这就是说我们搞科学研究，就是要使我们科学研究的方法能被各级领导认识到。” 今天重温钱老在4年前的这番谈话，确实感到他的语重心长。 在钱老眼里，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的技术。他早在1978年就已指出：“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1986年7月，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钱老又进一步指出∶“国家是个大的系统，要使这个系统达到最优的状态，有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八个方面的功能：……这就是建设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学问。这学问实际上是应用科学，它具体到怎么去管理这个国家，用什么方法预测、管理、组织这些问题，是系统工程，或是软科学。”他的这些论断，推动了我国的系统工程研究与实践进一步向管理科学及软科学方面延伸，更加注意研究包含人为事物的系统，如企业系统、经济系统及社会系统等。此后钱老又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以及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为研究这类系统提供了理论及工具。 为了使系统工程的理论及方法更加深入人心，真正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有力工具，钱老一直注意拓展系统工程的应用领域。据我所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的许多专业委员会都是在钱老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1988年12月23日，钱老在给我的信中提出：“我想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似尚缺少一个专门搞生产流程的委员会，而生产流程的系统工程对化学工业特别重要。您如同意，您可作为发起人向学会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建议成立这个委员会。” 在钱老的推动下，由12个部委联合起来，于1991年建立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建立对在化工、冶金、轻工、建材等过程工业中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过程模拟及优化、过程综合与过程管理等过程系统工程技术，提高过程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及集约化程度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专家，钱老一贯提倡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反对部门分割及地方分割。他在1990年时指出：“现在我们的社会形态距理想实在太远了。我不是说一项一项的具体事情，一项一项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从整体上说，浪费太厉害了，效率太低了。这实在令人担忧。我们一定要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而这里最重要的是要从整体上考虑，而不是就个别的问题而言。”1991年3月22日，钱老在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觉得，对于当前我国的科技、经济、政治、国防，要统一起来考虑，要有长远的、宏观的、战略的眼光。现在是一些长远的、宏观的、战略的看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1993年2月，我陪同顾秀莲同志去拜访钱老时，他又指出：“现在部门分割、地方分割的问题严重，不易解决。我和成思危同志谈过，要搞大化工。……要打破部门界限，把能源、冶金、生物等方面都结合起来。”1997年7月2日我去拜访钱老时，他明确地提出：“中国的情况是部门分割严重，所以最重要的工作是向中央提供一个分析结果，报告由于部门分割所带来的损失，这也许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向前推进中的最大问题。如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报告，我想会有很大的作用，肯定能够得到中央的重视。因为他们也了解这些情况，但我们到底损失有多大，需要科学地估计一下才行。” 我认为钱老的这一建议十分重要，也曾力图着手落实，但由于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至今尚未能实现。 三、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未来学家指出，由于科学发展的代价增大及科学研究中的保守倾向，科学发展的速度可能变慢，甚至出现一种知识危机。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科学进展，至关重要的是研究科学中的方法，而不是科学中的学术。 钱老十分推崇马克思就自然科学与关于人类的科学将会成为一个科学的预言，并称这一过程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体化。他在1991年4月13日给我的信中说：“您论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文章很好，宜早日发表以帮助大家提高认识。我只想到一点：科学技术不只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还有社会科学、软科学。”在1997年7月2日的谈话中，钱老又提出：“有些涉及到用社会科学来解决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问题，就要找一找社会科学家。……就是要找那些现在具体在做工作，又能接受管理科学这个概念的，在科学技术工程界和社会科学界之间建立联盟。” 在钱老的影响下，我国系统工程界的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并与社会科学家联合研究一些软科学及管理科学问题，且已取得了一些成果。 科学发展史表明，当科学处于萌芽阶段的古代文明中时，它是一个包括哲学、天文学、物理学、政治学、美学等等各方面在内的统一体系。此后，哲学逐渐独立出来，并被迫披上了神学的外衣，而科学的发展也由于受到社会政治动乱的干扰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压制，长期处于基本上停滞的状态，仅在中国及阿拉伯国家取得了一些进步。直至15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科学才逐渐分化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部类，而每一部类又逐渐分化为各门学科。这一科学分化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并已经形成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四大部类。 在科学不断分化的同时，科学的融合过程也在悄然兴起：一是同一科学部类内部的有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产生了例如物理化学、生物统计等学科；二是不同部类的有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产生了例如数理经济、社会生物、计量历史等学科；三是由于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使得许多学科实现了工程化，例如化学工程、生物工程、金融工程等学科；四是近数十年来出现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混沌理论等一批“横断”学科，它们所发现的一般规律正在越来越多的学科中得到应用；五是由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群体化及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数学模型及计算机的普遍应用，自然科学家要学习经济与管理知识，而社会科学家则要学习数学与计算机知识，双方的相互了解日益增多。目前这一融合过程还在继续并不断增强，最后将会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综合，进而实现科学的融合。 但是，应当看到，实现科学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由于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发展历程、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学科分割、“隔行如隔山”、“文人相轻”等主观因素，以及缺乏人才、技术及经费等客观因素，使得学科之间的综合集成难以实现，距离科学融合的目标就更加遥远了。 近年来有些未来学家指出，由于科学发展的代价增大及科学研究中的保守倾向，科学发展的速度可能变慢，甚至出现一种知识危机，而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科学进展，至关重要的是研究科学中的方法，而不是科学中的学术。因此，我们在推进科学融合的过程中应当不断实现科学方法的创新。 自20世纪初以来，由于社会实践的广度及深度的迅速扩展，以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系统性及系统的复杂性的认识也更加全面而深入。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明确提出了系统的复杂性问题。科学家们认为，复杂系统是由大量相互作用的单元构成的系统，复杂性的研究内容则是研究复杂系统如何在一定的规则下产生有组织的行为，进而提出了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概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并已在经济系统的发展、免疫系统的形成、人工生命、人工神经网络计算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钱老也于1990年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观念，并认为复杂性问题实际上是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特性问题。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对与此有关的问题又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客观上的原因，钱老的许多预见未能付诸实践，因而也难以用实践经验来推进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的发展。经过艰苦的努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98年同意将《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的人机结合综合集成体系研究》列为管理科学部的重大项目，总投入500万元，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四、坚持按照国情发展管理科学 钱老多次用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实例来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民主集中制时有可能做到投入少、速度快、效率高。他也曾强调，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专家们的根本利益一致，才有可能逐步实现集成。 记得钱老曾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有一部分人，看外国的东西头晕眼花，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点迷洋崇外。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科学技术方面，总的来说，西方某些国家比我们强，我们不要来个阿Q主义，那是很难进步的。但也不能一见外国的东西就躬身下拜，要有分析，实事求是。……我当然不是说外国的东西不要看，要看；不但要看，而且要下功夫钻研。但是，我们要去粗取精，他们也确实有精的东西。……外国的东西要虚心学习，要吸取他们好的东西，但是，千万不要盲目地跟着走。”他还在不同场合中用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这一观点。 钱老多次用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实例来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民主集中制时有可能做到投入少、速度快、效率高。在谈到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时，他也强调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专家们的根本利益一致，才有可能逐步实现集成。钱老的这些思想，鼓励了一些系统工程工作者在努力吸收国外成就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国情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并已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其中也包括许多宝贵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它们经过五千年的积累与提炼，至今仍在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待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我们应当采取“古为今用”的方针。一是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分析，有些问题还应进行认真的考证；二是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不要拔得过高，更不应牵强附会，须知古人因受其历史条件限制，不可能为今天的管理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三是要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将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原则与当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四是要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防止食古不化，应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当19世纪末期西方现代管理开始兴起时，泰罗（FredrickW.Taylor）等人强调的是科学管理，其中心是以科学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雇主的低成本要求与工人的高工资要求之间的平衡。而梅奥（EltonMayo）等人则着重于研究人的本性和需要、行为的动机，尤其是生产中的人际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种管理学派纷纷涌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对待五彩缤纷的现代管理理论及方法，应当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即要在认真学习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其精髓，有选择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 因此，如何将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融合起来，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长补短，殊途同归”的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体系，确立其学科结构及重点发展领域，是我们这一代管理科学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以上一些极不完全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钱老的思想及观点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要真正实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体系这一目标，还需要我们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也愿意为此而贡献自己一份绵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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