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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巴罗近几年来对中国、对武汉大学情有独钟。据悉，他之所以愿意到武汉大学来，除了武汉大学的经济学在国际上名声看涨之外，还与他的哈佛的校友、现任世界银行研究部经济学家、同时担任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的邹恒甫教授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很好的同道和朋友。(近年来多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大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蒙代尔、赫克曼以及卢卡斯等人先后来华访问都与邹恒甫教授的游说和邀请有关。)罗伯特·巴罗连续三年三次到中国这所最美丽的大学的高级研究中心做学术讲座。2002年，罗伯特·巴罗受聘为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罗伯特·巴罗现在是邹恒甫领导的CEMA的名誉院长. 人民网记者独家专访关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先生(Robert.Barro)评点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的文章，包含了他本人的一些观点，罗伯特·巴罗所涉及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多个话题可以归结为经济学学术问题，“经济观察家”栏目刊发此文，并不代表我们完全赞同罗伯特·巴罗本人的观点，希望中国的经济学人和网友对此进行探讨延伸。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知名人士把目光投向中国，这说明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越来越重要。
至此，人民网“经济观察家”栏目也正式与广大网友见面了，我们将陆续刊登国内、国际经济学家的独家文章，与大家进行探讨，期望有一些启发。借此机会，对于支持和帮助过人民网经济频道的朋友和广大读者网友对于我们厚爱，道一声谢，真诚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 罗伯特·巴罗简介：1944年，罗伯特·巴罗出生于美国纽约市，1965年，巴罗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获物理学学士学位；1970年，他以“通货膨胀、支付期与货币需求”一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罗伯特·巴罗与美国高层人物有着密切的接触，包括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美国财政部部长以及美国前任和现任总统等。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1996年），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1998年）。他还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布鲁津斯研究所高级顾问。他获得过众多荣誉和奖项，包括著名的亚当·斯密奖。他的《宏观经济学》已再版5次，被译成6国文字，是许多国家宏观经济学的首选教材。罗伯特·巴罗还是《商业周刊》特约评论员和《华尔街日报》的长期撰稿人，现为哈佛大学格瓦纳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全文核心八大提示： ■美国对中国产品比如纺织品以及现在对家具等实行进口限制，将对美国经济不利。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国出口低价格商品的抱怨。 ■如果人民币汇率回归，实际上可以给人民币本身带来好处，即人民币因此会出现升值。 ■解决中国低价格问题的方法一是让人民币升值，升值后，产品的价格就会高一些。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提高国内物价水平。 ■我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 ■中国的国债发行不存在任何问题，许多国家比中国发行国债的规模都要大，GDP的情况有的比中国差得多。 ■参加教堂活动人数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越缓慢，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总生育率越高，人口增长越快，而人均GDP 增长越缓慢。 第一次见到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是2003年9月19日，在武汉大学物理楼的一个教室里，我连续三天聆听了这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精彩演讲。他高屋建瓴地分析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局势，对于各国的经济数据信手拈来，令人叹为观止。他的讲座涵盖面之广也令人折服，在他看来，经济不仅与政治、人口、教育、文化关系密切，甚至与宗教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使我的视野大大开阔，尤其是他对中国经济的独到见解，给人很大的震撼。 2004年8月21日，罗伯特·巴罗重返武汉大学为该校EMBA学员授课，我非常高兴。我有幸两次和他共进午餐，并与他多次面对面交流。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我向他请教宏观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并听他坦诚地发表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罗伯特·巴罗是一个学识渊博、思想独立于政府之外敢于表达观点并带有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学者。我眼前的罗伯特·巴罗，精神矍铄，亲切幽默，深邃的眼睛总给人一种思考的感觉。他看上去十分年轻，一点也不像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我告诉他，他看上去好像只有40多岁。 有人说，你任意打开一本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能发现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这个名字。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货币理论与政策等领域，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于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的有关背景资料，我还要更多地介绍一下。1944年，罗伯特·巴罗出生于美国纽约市，1965年，巴罗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获物理学学士学位；1970年，他以“通货膨胀、支付期与货币需求”一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在谈到学习兴趣为何从物理学转向经济学时，他说：“我喜欢把数量分析与应用社会科学的政策问题结合在一起，我是从数量背景起步的，因此这是一个容易的转变。” 罗伯特·巴罗与美国高层人物有着密切的接触，包括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美国财政部部长以及美国前任和现任总统等。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1996年），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1998年）。他还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布鲁津斯研究所高级顾问。他获得过众多荣誉和奖项，包括著名的亚当·斯密奖。他的《宏观经济学》已再版5次，被译成6国文字，是许多国家宏观经济学的首选教材。 罗伯特·巴罗还是《商业周刊》特约评论员和《华尔街日报》的长期撰稿人。这使他在美国社会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也正是他的这些文章，使《商业周刊》和《华尔街日报》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罗伯特·巴罗认为经济学分析方法不仅仅局限于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上，他把经济学从圣坛上拉下来，用它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包括宗教、爱情、犯罪、生育、战争甚至美貌等。许多经济学神话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笔下，逐渐露出了面纱之后的另一张真实的面孔。他的研究成果常常引起学术界的广泛争论。有评论认为，罗伯特·巴罗在经济学理论和经验验证方面的非凡才华触动了一大批青年经济学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他被公认为是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罗伯特·巴罗现为哈佛大学格瓦纳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成为美国一些著名大学追逐的对象，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很大的笑话。 1998年的一天，《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了一条重要消息，说罗伯特·巴罗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回到了他的家乡纽约市，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的一员。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乔治·鲁普对外发表讲话："巴罗教授的签约，是我们恢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在全美杰出地位计划中的主要步骤，他加入我们的高级教授群将有助于吸引一流的青年经济学家来到哥伦比亚工作。" 但事实上，罗伯特·巴罗并没有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此后有消息传出，国际超一流的哈佛大学以高于哥伦比亚大学（年薪约60万美金）数倍的薪水和其他一些更优惠的待遇吸引了罗伯特·巴罗。后来有人问及此事，他只是轻松地说了一句：“我只是到那里走了一趟，但印象不是很好。” 罗伯特·巴罗近几年来对中国、对武汉大学情有独钟。据悉，他之所以愿意到武汉大学来，除了武汉大学的经济学在国际上名声看涨之外，还与他的哈佛的校友、现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者、同时担任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的邹恒甫教授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很好的同道和朋友。(近年来多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大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蒙代尔、赫克曼以及卢卡斯等人先后来华访问都与邹恒甫教授的游说和邀请有关。)罗伯特·巴罗连续三年三次到中国这所最美丽的大学的高级研究中心和EMBA中心做学术讲座。2002年，罗伯特·巴罗受聘为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据武汉大学传来最新消息，罗伯特·巴罗这次到武汉大学为EMBA学员授课后，决定出任该校EMBA中心荣誉主任一职。 我们的话题主要围绕着中国目前的经济热点问题展开。我惊奇地发现，罗伯特·巴罗对中国经济和与此相关的了解，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他对中国的许多问题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以下是罗伯特·巴罗对中国经济多个热点问题的一些看法，这中间有激烈的批评，有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有大胆的预测，也有真诚友好的谏言。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尽可能全面客观地介绍罗伯特·巴罗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该文还援引了他去年在武汉大学演讲的关于中国经济话题的部分内容。另外要说明的是，对于罗伯特·巴罗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观点，并不表示本文作者持相同看法。 一、贸易问题：人民币价值低估使得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非常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这是一件好事，是很有吸引力的，美国为什么要指责它呢？ 罗伯特·巴罗认为中美双方都应该提倡更多的自由贸易。他认为现在的中美贸易关系在认识上已经陷入了一种误区。作为美方，中国把那么便宜的商品卖给美国，这对美国无疑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但是美国反而抱怨中国，觉得贸易顺差太大了。用中国人的话说，美国人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另外，作为中国，商品卖得那么便宜，中国完全可以不卖那么便宜，完全可以多赚点。但是，却被美国指责为有“倾销”的嫌疑。罗伯特·巴罗认为中美双方的认识都是不对的。对美方而言，它们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对中国来讲，中国吃了很大的亏。所以他认为中美贸易应该放归“自由贸易”。 罗伯特·巴罗前不久在给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建议里有这样一段文字：“美国当局还没有积极地主张自由贸易，但幸运的是，美国已经放弃了钢铁关税，并在WTO上作了抨击。如果美国在农业方面的贸易实行那些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更加自由化的政策，应该给美国带来好处。美国应该放弃对农业的补贴和保护。对中国产品比如纺织品以及现在对家具等实行进口限制，将对美国经济不利。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国出口低价格商品的抱怨。假如真的实行自由贸易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中国或许应该实现人民币升值，以便为自己的出口商品获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那么，美国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罗伯特·巴罗说："人民币价值低估使得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非常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这是一件好事，是很有吸引力的，美国为什么要指责它呢？关于人民币价值升值的问题，我认为在未来的某一天人民币一定会大幅升值。这一点我同意一些金融分析家和投机者的观点，人民币迟早会升值。可以这样来考虑：我们把以人民币为单位的中国GDP 的值按照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换算成美元的价值，同时用另一种方法计算中国的GDP，把中国提供的全部商品和服务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方式计算，也就是按照世界平均价格评估中国的GDP 是多少美元。这两个数据相比，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数据是按汇率比计算出数据的4倍，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确提供了非常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是由于人民币价值太低的缘故。当然，一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与汇率之间有差异是正常的，但是，4：1 的差距就太大了。我认为未来这个差异会慢慢缩小，缩小必然会带来人民币的升值。如果我们按照4：1 来计算，现在一美元可兑换八元人民币，那是否意味着将来一美元可兑换两元人民币呢？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我估计汇率将达到6：1 或4：1，但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二、汇率问题：现在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是人为低估，这是不对的，应该让它回到自己的价格上去。如果汇率回归，汇率实际上可以给人民币本身带来好处。 贸易很重要的一点是跟汇率相连。让汇率寻找自己的市场价格，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罗伯特·巴罗觉得现在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是人为低估，这是不对的，应该让它回到自己的价格上去。如果汇率回归，汇率实际上可以给人民币本身带来好处，即人民币因此会出现升值。如果升值，中国的商品卖到国外价格就会变高，美国的商品到中国来就会比原来便宜。如果人民币真的出现一定程度的升值，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就会变得容易一些，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顺差就会缩小。这样，中国的商品在出口中由于价格上升，利润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格降低，中国也获得了利益。 罗伯特·巴罗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通过创新，通过提高产品自身的质量使其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现在完全靠政策的低价格优势保护自己的产业，这是不可取的。或早或晚，人民币汇率都要放开的，开放的汇率对中美都是有利的。因为你是在一种人民币低估的情况下，保护那些国有低端产业，这完全没有必要。那你要保护到哪一天为止呢。罗伯特·巴罗去年与中国财政部一位副部长也谈过这个观点。 如果以我个人的理解，不论是从经济学原理来讲，还是从整个国际形势来讲，罗伯特·巴罗都没有错。或早或晚，必定会有自由化市场这一步，汇率将放归市场作决定。然而，这个观点在中国官方阻力一定很大。因为把人民币的价值升上去以后，产品的价格将同时升高，这就并不能保证在国际上出口份额还会有那么大。人民币如果出现升值，除了贸易顺差会有改变，还有一系列的改变。整个中国的GDP美元折合后会有变动。汇率的变动，折算成美元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中国现在的人民币10万亿元，折合美元8.3，如果你把汇率调1.3，那你就得除6.38，那么，折合成美元，就增值了许多。中国无形中就会显得很富有。但是如果这样，国际上将对中国重新考量评估，很多优惠政策中国将无法享受，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我想说，罗伯特·确实是一个带有着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他是来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虽然他现在是哈佛的教授，但他在芝加哥任教多年 。他跟芝加哥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199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教授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学派倡导的是自由市场。罗伯特·巴罗来认为，各种关税的壁垒都不应有，应该是自由竞争，这对所有国家都会有好处。从经济学的原理上讲，自由的竞争肯定比设置各种壁垒要好，因为消费者总能从中得到最便宜的商品。罗伯特·巴罗认为美国对中国包括对欧洲所做的一些特殊性条款限制都是不对的，政府不应该管这些，政府要做的事情是管好国内的事务。他说，是的，中国要开放资本市场，实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虽然一开始会有很剧烈的波动，但波动完了它就均衡了。 从理论上讲，巴罗没有错，但中国政府是有自己的考虑的。我们应该不难理解罗伯特·巴罗的观点，人民币现在人为低估，从道理上讲，早晚要价值回归。然而，从实际情况来说，在未来五年内，人民币的价值也许都不可能偏离现在的价值太远。中国加入了WTO，对外陆续开放有个时间表，国外所有的大的保险、金融公司都将进入中国，从事人民币业务。随着整个金融业务对外全面开放，按时间表是五至六年形成的，估计是五年。国外机构的业务全面进来后，这个时候才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时候。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早晚是要开放的，但是，现在需要过渡。如果不是这样，谁来为剧烈的波动负责呢？ 三、低价格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中国国内目前物价水平总体偏低，许多商品几乎都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了，厂家商家的竞争到了十分激烈的地步。罗伯特·巴罗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人民币价值被低估密不可分。人民币的低估直接导致了中国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价格偏低。但他认为可以通过两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人民币升值问题：“一种方法是让人民币升值。升值后，产品的价格就会高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我已经在前面讲过了。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提高国内物价水平。当然，这种方法的后果是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如果政府不让人民币升值，而价格又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那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罗伯特·巴罗认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我们衡量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主要是采用通货膨胀率这个指标。人们认为保持价格的稳定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对经济有重要作用。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发展之间有负相关关系。通货膨胀率越高，经济增长越慢。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关系主要是由一些通货膨胀率很高的国家的数据而产生的。也就是横轴上的数字若为1，则表示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00%，这是相当极端的例子。但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较低，这时我们并没发现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明确关系。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高一点或低一点都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目前的市场价格还不完全是根据市场的原则来决定的。罗伯特·巴罗说：“在自由市场中，只有某些机制出现了问题，政府才去干预市场，从而弥补市场的不足。一方面，中国政府不希望汇率发生变动，另一方面又不希望通货膨胀的出现，其直接后果无疑导致政府干预市场。如果用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采用浮动汇率的体系，既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又可以消除来自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浮动汇率的体系是指货币政策密切联系本国的经济实际，如价格稳定，其汇率是由外汇市场自由决定的。汇率很难进行预测。但在实际工作中政府经常予以干预。汇率是可以自由转换的，也可能是受控制的，通常情况下，在法定汇率与有效的（黑市）汇率之间是有差额的。” 美国官方一直希望中国把资本市场放开，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但是，这不是政府马上要做的事情。人民币是一个国别的货币，如果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的话，这个货币一出国门就没有价值了。但美元是世界性的货币，是硬通货。中国担心，资本市场一开放，汇率浮动，就会有很多人来套汇。刚开始，人民币也可能短暂升值，因为现在价值低估。那时会有许多游资冲进来购买人民币，把价格抬上去。升值后，就会出现套汇，卖出人民币，兑换美元。这些“隔夜资本”很快就会离开撤走。这是很危险的。当时的泰国以及阿根廷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中国暂时不开放资本市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 四、增长速度问题：未来中国的GDP水平会向美国趋同，而不是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连续20年多年高速增长，近7年来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今后将如何走？现在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宏观调控政策，这是不是标志着一个经济增长生命周期的结束？中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究竟还有多少路要走？中国要达到美国的人均GDP水平究竟还需要多少年？ 罗伯特·巴罗首先对中国GDP连续多年9%左右的增长率持怀疑的态度。他说，世界上经济增长保持最好记录的是亚洲四小龙，从1960年到1997年，它们保持了近40年的6%的平均增长率。到1997年出现金融危机，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神话破灭。罗伯特·巴罗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超不出6%这个水平。中国要保持9%的增长率好像没有这个可能。中国最多的时候也可能只有6%的水平。他预计中国的实际GDP可能在4%或者3%。罗伯特·巴罗说：“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十分钦佩。从购买力平价的手段来评估，每个中国公民的平均GDP 达到4000美元，远高于20年前的水平；当然另一方面，还是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低。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机会。中国将在经济收入上与其他国家保持趋同的态势。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情况，当时日本的长期增长没有很大的空间，因为出现了规模收益递减的情况。总之，我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 另外，关于7年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增长生命周期的问题，罗伯特·巴罗说，现在中国在某些领域似乎在实行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但这还不能肯定是一个经济生命周期（business cycle）的结束还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应该还有10年的经济增长期。 向发达国家看齐，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宿愿。中国要达到美国的人均GDP水平大约究竟要需要多少年呢？罗伯特·巴罗说："在2000 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一年，美国是32000美元一年，这个差距是八倍。中国要能赶上美国的水平，就要求中国的人均GDP增长八倍，这个问题变成了中国的GDP 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够增长八倍。"八"是一个这样的数据，只需经济先增长为原来的两倍，一共经历三次这样的双倍增长，就可以增长为八倍了。而一个国家的GDP 翻倍需要多少年，这取决于它的GDP 增长率是多少。根据中国经济目前的表现，我预言每年GDP 增长率是5%。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巧妙的计算方法，即所谓的'69 法则'。（即要使一个具有不变的正增长率的变量的值翻番所需要的时间大约为69 除以百分增长率。因而此例中的半衰期（half-life）大约为69/5 年，或大约14 年。精确的数学表达式是这样的，半衰期t为8 = t e λ，其中λ为增长率的数值，这里为5％。等式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出t约为42 年。）需要多少年GDP可以翻一番呢？我们用69÷5≈14。也就是14 年时间。而要赶上美国目前的水平，中国人均GDP 要翻三番，那么也就是需要42 年时间才能达到目前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40年以后中国就赶上美国了，因为美国在这段时间内经济也有增长。" 罗伯特·巴罗说：“贫困的国家能够赶超富裕的国家是有一系列前提的，包括良好的经济政策，完善的法律和法制，较高的医疗卫生投入等等。但贫困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往往做得很差，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因此它们的经济每况愈下，和富裕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但我预测未来中国的GDP水平会向美国趋同，而不是差距越来越大。现在美国的GDP是中国的八倍，我预测将来差距会缩小。我做出这个判断不是因为中国穷，而是因为中国存在很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而有很多国家比中国更穷，我就不会预测它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快，因为它不存在这些有利条件。” 五、国债发行问题：中国目前的国债发行规模并不是很大，没有必要害怕为国债发行过大而可能引发的后果担忧。 从理论上讲，财政余额对于实际利率的主要影响应该包括以及预期未来的预算赤字。这很难从经验上显示这种关系，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格林斯潘，都认为的确存在着某种关系，其中包括预期的未来赤字，这是很难测度的。 罗伯特·巴罗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行国债最可靠的方法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实际人均GDP。有些规模比较小的国家，无法控制财政支出，可用净赤字的比例去衡量。现在中国用GDP的比例衡量是比较好的。中国目前的国债发行规模并不是很大，没有必要害怕为国债发行过大而可能引发的后果担忧。对于利用国债投资其他方面比如基础建设投资的影响也不存在问题。可以看见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国债发行就占了GDP比例的100%；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意大利和比利时都超过了100%；在二战时期，英国的国债发行甚至超过了GDP的250%。 当然，现在有一种担心，比如日本，有越来越多的公债项目，通过融资而且融资越来越快。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也有一定的担心，就是这个政府有可能最后无法偿还债务。我们看到，2000年的阿根廷就没有还，它们的债务为当时GDP的50%到60%，阿根廷政府认为不还比较好。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罗伯特·巴罗认为，目前中国的国债发行不存在任何问题。许多国家比中国发行国债的规模都要大，GDP的情况有的比中国差得多。比如印度，我看就有问题。 六、股市问题：股票市场是一个经济市场的晴雨表，它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的状况，反映GDP增长，它是经济最敏感的一部分。 罗伯特·巴罗说：“我没有专门研究股市，我不能对此发表更多的观点。我去年来中国时，在中国朋友的带领下，去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我在那里看见，那里有很敞亮气派的房子，有很新的电脑，但是没有多少人，来的人都是去卖股票的。” 罗伯特·巴罗说，现在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股票市场都不好，美国的道琼斯指数10000点，纳斯达克指数目前一直在2000点上下,没有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的高水平3000点以上,更没有达到4000点，中国的股票指数也很低。股票市场是一个经济市场的晴雨表，它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的状况，反映GDP增长，它是经济最敏感的一部分。 七、宗教信仰问题：如果一种宗教能够在人的心理或性格上产生积极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提高劳动效率，那么这种宗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罗伯特·巴罗研究了宗教信仰对于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他论述宗教通过影响个人的性格特征与工作态度是怎样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他还对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宗教的多样性是否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宗教组织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罗伯特·巴罗发现宗教信仰与经济增长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他证实了“世俗化”的假设，即更加富裕的国家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会下降，并且宗教信仰的虔诚程度也会下降。但是美国是“世俗化”理论的一个有趣反例。它不符合经济越发达，宗教意识越淡漠的这种模式。美国并未发现人们宗教信仰程度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低的趋势。事实上几年前，盖勒普调查公司调查了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发现人们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繁程度和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信仰程度在五、六十年代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有位经济学家叫做Laurence Iannaccone 做过一个研究，考察了30国家的人民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去教堂的出席率。他曾一度认为不可能获得这么多的数据，但是后来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方法得到了数据，惊讶地发现‘世俗化’这种趋势只在很少的几个国家发生，大概只有法国、德国才出现了这种现象，而大部分国家都不是这样。 罗伯特·巴罗还发现，如果把教育水平、城镇人口比例、人们的寿命等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考虑。保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保持城市人口、平均寿命的恒定，然后单独分离出受教育的年份来考察它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是正相关的。很多人认为教育水平提升以后会降低人们的宗教信仰，但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人们的健康、平均寿命与宗教之间也存在着关系。健康程度越高则宗教信仰程度也越高。另外，一个国家宗教的多元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有着正相关性。如果该国宗教种类较多，人们会更频繁地访问教堂，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会越虔诚。 罗伯特·巴罗说："所以我这样分析：如果一种宗教能够在人的心理或性格上产生积极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提高劳动效率，那么这种宗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人在宗教中信仰的方面有所不同，有人信来世，有人信天堂，有人祈求健康。我认为祈求健康这种想法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参加宗教活动以后，获得健康的心态从而更投入地工作比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对经济的影响更为有利。基于我以上的分析，在一定的信仰程度下，越频繁地去教堂做礼拜对经济发展反而越不利，因为过多投入资源在宗教活动中，产出即信仰的虔诚程度却没有改变，那么对经济的投入就有限制，所以是不利的。我发现参加教堂活动人数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越缓慢，这个趋势非常明显。而相信地狱的人数的比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有地狱，相信'末日审判'，他就会更加努力工作，经济增长率会更高。我们用一些其他衡量宗教信仰的指标得出的结果是比较相近的。比如我们研究对天堂的信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会发现相似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相信有天堂，他会做很多好事，努力工作。死后去天堂作为今生努力的回报，这就像'胡萝卜'一样激励人们；反之死后下地狱作为惩罚人们的罪恶，就像'大棒'一样警示人们。" 罗伯特·巴罗认为，一些社会学家还研究出了宗教市场模型，用了经济学家分析工业组织和竞争、垄断关系的经济学模型。第一次创新性地把它们运用到宗教问题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提出宗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社会力量。所以经济学家应该重视它。 罗伯特·巴罗说："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中国的城乡人口差距，可以发现他们不管是收入、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还是家庭规模都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宗教状况，而不仅仅是受教育水平单独决定的。总的来说，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信教人数更多。我刚才所说教育水平与信宗教的程度呈一种正的关系这是基于一些实际数据的，是剔除其他因素诸如收入水平、人们的平均寿命、城市化水平以及年龄段的影响，单纯考虑教育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国的农村和城市进行比较。 我现在仅仅研究了人们是否信仰宗教以及是否经常参加宗教活动对经济的影响，还没有涉及到宗教的教义产生的具体作用。” 对于罗伯特·巴罗所讲的宗教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我们很多中国人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国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大国，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中国人多数不信宗教。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有不少的中国人按规定迈进了不同宗教的大门，并受到保护。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孔孟儒学影响也非常大，有人甚至把儒教当作中国人的最大“宗教”。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教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学对中国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否有点类似于西方宗教的作用呢。 八、人口问题：总生育率越高，人口增长越快，而人均GDP 增长越缓慢。 罗伯特·巴罗说：“还有一个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即人口的增长率。通过研究人口增长的快慢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如果一个国家把很大一部分资源耗费在增加的那些人口上，即用来生育、养育后代上，那么该国的GDP 增长是很慢的。我们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个比率‘总生育率’来衡量一个国家人口增长的快慢。它是用某个国家的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数量来度量的。总生育率越高，人口增长越快，而人均GDP 增长越缓慢。虽然降低生育率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这并不表示我个人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我在危地马拉的一个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观点，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第二天报纸上就评论说巴罗教授支持计划生育限制生育的数量。我知道在中国，计划生育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不希望在明天的报纸上看到巴罗教授赞成计划生育这样的字眼。” 在采访快就要结束的时候，我问了罗伯特·巴罗这样一个问题：“以您个人的观察，您认为在今后几年在经济上可能困扰中国政府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什么？”罗伯特·巴罗说：“中国政府要解决好银行的呆坏账问题，否则会引发很大的麻烦。” 最后，我请他为人民网题词，罗伯特·巴罗在我带去的他的一本著作《不再神圣的经济学》（中文版）的背面，他写下了这样一段友好热情的话：“China is a wonderful country with great prospects for economic growth. I enjoyed my trip, as I did the trips in the previous two summers. Robert.Barro August 2004.” （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极大的经济增长前景令人惊叹。 这次来到这里访问和我前两个夏天来到中国一样，我享受到了很大的乐趣。罗伯特·巴罗 2004年8月。）看得出来，他对中国充满了热爱与期待。我非常感谢他，并从内心深处为这位和蔼、杰出的大经济学家祝福。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一定会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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